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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佛教文化与艺术交流

发布时间:2018-12-13 20:15:58 编辑:笔名

泉州佛教文化与艺术交流

中国佛教7月16日讯 佛教兴盛,僧侣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中起了促进作用。

宋朝时日本僧人庆政侨居泉州,于嘉定十年(1217年)回国时,带回福州版大藏经,还从泉州带回“南蕃文字”的波斯文书,这对日本译经事业和中国印刷术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。

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所藏福州版大藏经的《大涅经》卷33的版心中有“日本国僧庆政舍”的题记,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23的版心有“日本国僧庆政舍,周正刀”的题记,又《大般涅经》卷36的版心中有“日本国僧行一舍版十片”的题记。高山寺旧藏的《波斯文书》的前言中写有:“此是南蕃文字也,南无释迦如来,南无阿弥陀佛也,两三人到来舶上望书之。尔时大宋嘉定十年丁丑于泉州记之”。(木宫泰彦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)

泉州海商为高丽雕造经版。宋元二年(1087)泉州海商徐戬,先受高丽财物,于杭州雕造《夹注华严经》等2900余片,用海舶载去交纳。

在泉州开元寺东西塔、洛阳桥北端的金刚宝塔、九日山舍利塔、关镇塔等宋代建筑刻有兰查体或悉昙体梵文咒字和中文六字真言。泉州梵文石刻是中印佛教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。

五代泉州招庆寺僧静、筠二禅师编的《祖堂集》是现存早的禅宗灯录,高丽高宗三十二年(1245)《祖堂集》十二卷被收入高丽版大藏经,其版现藏于韩国伽耶山海印寺。《祖堂集》自宋以后即在中国失传,朝鲜海印寺的藏本直到近代才重新发现,它是研究中国禅宗史和禅宗在朝鲜半岛传播史的珍贵资料。

泉州开元寺镇国塔的基座雕刻的佛传图,故事大都取材于古印度,但图画人物和周围环境全部汉化,是中印雕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。

泉州的雕塑家在日本雕造许多佛像。同安人方贵峰(号三官)应邀到长崎造像,崇福寺的佛像、韦驮像,福济寺的佛像,都是他雕塑的。泉州安海人范道生,字石甫,到长崎雕塑崇福寺的佛像、十八罗汉像,福济寺的佛像,万福寺的佛像、十八罗汉、观音、弥勒、达摩、韦驮像等。

建筑方面的交流,如塔,或称堵波或浮图,用以藏舍利和经卷等,平面以方形、八角形为多。

塔起源于印度,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这种建筑形式也传入我国,其用途由贮藏舍利、经卷,扩大为表彰功德、作纪念、为众生荐福和江海上的航标等。泉州着名的石塔有泉州开元寺镇国塔、仁寿塔,石狮的关锁塔(俗称姑嫂塔)、六胜塔(俗称石湖塔)等。

日本黄檗山万福寺、长崎唐三寺以及各地修建的黄檗宗寺院,均由渡日的中国僧人设计并监督施工,采用中国明清建筑式样。崇福寺的三门是在中国雕成后,运到长崎安置的。

黄檗宗僧侣渡日时,多携名家书画,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明清珍贵书画的美术馆。黄檗宗高僧隐元、木庵、即非三人被日本称为“黄檗三绝”;悦山的书法有“书悦山”之称;大眉、慈岳、东澜善草书;大鹏善写意画,尤善画竹,也长于篆刻,着有《印章篆说》流传于世;喝浪擅长墨画等,他们对日本书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陶瓷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,中国的制瓷技术也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的。南宋嘉定六年(1223年),日人加藤四郎随禅僧道元入宋,到福建德化学习制瓷技术,回国后在濑户烧制,为日本制瓷核技术开辟了新纪元。

军持,原为印度佛教徒用以贮水饮用和净手的水瓶,早在公元4世纪传入我国和南洋群岛,在晋朝法显着的《佛国记》中有详细的记载。在泉州,唐代开元寺僧文称使用过军持。宋元时期,东南亚等地穆斯林广泛使用军持。为适应这种需要,晋江磁灶和德化等窑大量生产军持外销,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。

中国丝绸的外传,一是通过商人运载出去,二是佛教徒出国求法取带去赠送,如“运期以京还达交趾,告诉道俗,蒙赠小绢数百匹”。这样把中国丝绸传到国外。中国丝绸的外传对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,在改善当地人民服饰的同时,也促进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。中国的茶树是由日本人宋僧荣西带回日本肥前种植,然后向其他地区移植的,荣西还写了《吃茶养生记》。此后饮茶之风广为流传,成为日本人民的生活习惯。

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上,佛教僧侣是起过一定作用的,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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